2020年國企高評級債券接連違約，剛性兌付不再，讓市場直呼國企信仰破滅，永煤集團到期債券本金展期，華晨集團閃電破產。

讓債券持有人納悶的是，一個個坐擁千億資產的大國企，連10個億的私募債都還不起嗎？尤其是華晨集團破產事件，很多債權人覺得，這邊剛打個噴嚏，那邊就悄無聲息進入重癥ICU了，這引發了市場對華晨集團借助破產程序逃廢債的質疑。

對地方政府來說，救還是不救，這是個兩難的選擇。2月23日，山西省國資委高調表態：“確保無論企業如何重組、規模如何變化，都絕不發生一筆違約”。在這個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的時代，這無疑為當地營商環境大大加分。

正常來說，兒子在外面闖了禍，擱你管不管，鐵定管啊，不過得看什么事兒，管不管的來。

國企破產并不是近一兩年才引起人們關注的，早在2014年信用風險便已深入債市腹地，最開始違約尚屬個案，發展到如今已是險象環生。華晨集團的債務困局，2018年時遼寧省政府就已經介入；海航集團的流動性危機也歷時近3年，政府也是煞費苦心。很多時候我們只看到了它坐擁千億資產，卻忽略了它同樣也負債千億。尤其是龐然大物，流動性風險是非常嚴重的事，指不定哪根稻草，就壓垮了這千金之軀。

當市場還在觀望各地政府的救市態度時，不妨將更多目光放在地方經濟上，畢竟，兜底不是想兜就能兜的。

不是每個地方都有茅臺這樣爭氣的國企，大筆一揮就劃出去幾百個億，活脫脫的搖錢樹，而非吞金獸。隨著產業結構升級不斷深化，從體量型經濟過渡到質量型經濟，所需的操刀水平絕非一般，要讓這一個個龐然大物調轉航向，難免遇到很多尾大不掉的問題。

所以，再想想1992年克林頓的競選金言，放在今天國企債務拯救上同樣適用——“It's the economy,stupid!”

其實國家層面更看重的是總體風險可控，同時不要出現一些“大而不倒”企業倒逼現象，就像2020年9月份網傳的《恒大集團有限公司關于懇請支持重大資產重組的情況報告》，雖然恒大已辟謠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巨型企業風險點爆所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是不言而喻的，將反噬社會與政府。所以對于國企來說，債務危機早出現早解決，解決不了的，破產重整其實可能還是個共贏的選擇。

以華晨集團為例。

華晨集團的債務困局一直存在，只是在2020年集中爆發而已。當債務危機爆發時，若華晨集團不盡早進入破產，會出現什么情況呢？

雖然有債權人可能對華晨集團的債務化解還報以希望，認為只要緩口氣可能還能重新站起來，沒必要選擇這種較為極端的破產方式，但在這巨大的危機之下，恐慌已經形成，先發者制人。所以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考慮，必是爭先恐后，餓虎撲食，瘋狂擠兌。如此，債權人將陷入囚徒博弈的困境中。先行一步的債權人可以通過訴訟、仲裁或借助優勢地位獲得更高的債務清償，遲疑的或債務尚未到期的債權人只能被動挨打。

從公開查詢到的涉及華晨集團的訴訟案件已明確表明了這一點。2020年華晨集團涉案數量激增，從2019年的66件增加至2020年的359件，增長率443.94%，其中華晨集團作為被告或被申請人身份的案件數量達90%。而這還只是已經公開的訴訟案件，未公開的仲裁案件或潛在的案件肯定也不在少數。

若任由債權人撕咬，華晨集團的流動性在債務履行的過程中將徹底枯竭，資產的整體性在債務執行過程中將會被擊碎，整個龐然大物將會被蠶食殆盡。而破產程序的盡早介入便能以最快速度發揮破產程序的保護功能，將企業現有狀態進行鎖定，執行中止，個別清償無效，防止企業在債權人的博弈過程中坍塌式損耗，從而使債權人在有限資源分配過程中處于一個公平位置，并能保存企業的持續經營價值。為后續東山再起保存實力。

破產重整的價值在“立”不在“破”

在我國社會的認知當中，破產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就像宣告死亡一樣，但美國等國家對破產的態度與我們并不相同。

美國的個人與公司似乎并不將破產視為最后一搏，因此他們并沒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破產的發生。沒有人想落得一個破產的下場，但美國的債務人只是把破產視為通向欣欣向榮彼岸的一個途徑，而非“劇終”。

——小戴維·A·斯基爾《債務的世界》（趙炳昊譯）

商業風險是任何市場主體都不可避免的，若不有效建立市場退出機制，則逐漸累積的債危企業將慢慢淤塞整個市場的血管，并導致經濟停滯。在個體情感上，誰都不愿意面臨破產這事，但若不在制度安排上進行有效干預，不論是債權個體、企業自身還是整個市場經濟環境，都將陷入巨大的囚籠。

強勢兜底還是破而了之？留給困境國企的選擇不多，留給債權人的空間又有幾何呢。各地政府在沒有充足彈藥的情況下，是苦心維持地方體面（投資信心）與還是狠心解決實際問題，也該做出抉擇了。

2020年末，評級機構惠譽(Fitch)在一份報告中表示，由于中國可能收緊融資，2021年國有企業違約數量可能小幅上升。

故事一直在繼續，我們拭目以待吧。